朕这一生，如履薄冰
思虑再三，刘荣最终还是决定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深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。
曾几何时；
尤其是先帝尚在之时，在面对先帝‘为什么这么做’‘这么做的考量是什么，目的是什么’等诸如此类的询问时，刘荣几乎是将坦诚二字贯彻到底。
除了穿越者身份之外，刘荣对先帝可谓是极尽坦诚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——甚至就连自己想做储君，并且认为只有自己做储君，才对汉家最有利的看法，刘荣都毫无保留的说给了先帝听。
因为在当时的刘荣看来，这世间，几乎没有人能在先帝面前说谎。
任何魑魅魍魉、蝇营狗苟，都会在这位做了二十多年储君的壮年天子面前无所遁形。
所以，当时的刘荣秉承着‘与其遮遮掩掩，弄巧成拙，不如坦坦荡荡’的原则，对先帝几可谓毫无保留。
而今，在面对窦老太后拐弯抹角的提醒自己‘当心曹氏外戚’，实则却是在为自家的窦氏争取显赫期延长的提点，刘荣却不再认为坦诚更好，亦或是坦诚的性价比更高了。
究其原因，其实稍微有些复杂。
首先，是立场问题。
根据刘荣仍旧清晰的记忆，先帝老爷子对待事物的立场，其实非常纯粹。
——以宗庙、社稷的稳定延续为先，摆在毋庸置疑的第一位，再将国家利益，以及自己的个人利益并列排在第二位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遇到事时，先帝首先考虑的，是这么做是否有损宗庙、社稷的稳定。
——如果并不有损于宗庙、社稷安稳，那这件事在先帝老爷子眼中，便算是半个‘能干’的事儿。
至于剩下的一半，则看这件事，是会对国家带来利益，还是会为先帝老爷子自己带来利益。
只要占了其中一个，那这事儿便能过先帝老爷子的关。
若是两个都占，那没说的——先帝必然双手双脚支持。
具体的案例，便是当年，即将获封为太子储君的当今刘荣，主持关中粮价平抑一事。
当年的事，先帝是有能力兜底的。
无论刘荣最后闹成什么样，先帝都有能力收拾残局。
所以，让刘荣平抑粮价，是不会威胁到宗庙、社稷的稳定的。
至于这件事，能为汉家带来的国家利益，以及为先帝带来的个人利益，也是一目了然。
——粮价如果得以平抑，那宗庙、社稷就此得安，外加国朝之后、未来的储君太子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让天下人有了归属；
先帝则了却一桩心事，可以就此放心的确立皇储，并专心培养刘荣，顺带着还能省点心，不用亲自去处理棘手又累人的粮价平抑一事。
无损于宗庙社稷稳定，对国家有好处，对先帝也有好处，于是先帝主动提出此事，作为刘荣获立为台子除菌之前的考验。
看似是多此一举，实则，却是水到渠成。
当然，除了以上两种情况——无损于宗庙社稷稳定，且在国家利益和先帝个人利益中，满足一个或两个，这两种情况外，还有第三种情况。
这么做，有损于宗庙、社稷的安稳，极有可能引发动荡；
这个时候，就要同时满足国家利益，以及先帝老爷子个人利益两个要求，这件事才有可能成行。
晁错当年拿出来的《削藩策》，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。
无论是从吴楚之乱爆发前，长安朝堂的预判，还是吴楚之乱真正爆发后的叛乱规模，都能明显看出：推动《削藩策》所引发的后果，其实是严重影响到了汉家宗庙、社稷的安稳的。
但即便如此，先帝也还是毅然决然，选择推动《削藩策》，哪怕最终闹出来个吴楚七国之乱，也仍旧在所不惜。
究其原因，便如上文所说：《削藩策》的推动，虽然动摇了汉家宗庙社稷的稳定，但无论是对汉家，还是对先帝老爷子自己，都带来了极为显著的利益。
在国家利益层面，《削藩策》无论最终是否引发宗亲诸侯叛乱，都是对汉家具备长足的积极影响的。
——没有叛乱，那就是温和手段处理掉尾大不掉的宗亲诸侯；
有叛乱，便是如真实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那样，便是通过相对体面的粗暴手段，来解决宗亲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。
反正就是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只要《削藩策》被推出来，那宗亲诸侯的问题就是能解决掉。
区别只在于：宗亲诸侯是逆来顺受，还是奋起反抗后被镇压。
过去这些年——尤其是先帝驾崩，当今刘荣即位后的这些年，坊间对于当年之事，其实一直都有激烈的讨论。
有人说，先帝错在《削藩策》推动的太急，没有逐个击破，而是平等的将所有关东诸侯都当成了乐色，促使关东诸侯联合反叛，最终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。
也有人说，《削藩策》本身就是急于求成的策略，如果先帝能采取其他更温和的措施，最终结果，必然不至于闹到吴楚七国之乱的程度。
你说你有理，我说我有据，众说纷纭，却始终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一致论调。
但对于当年的事，刘荣始终都看的无比清晰。
——《削藩策》，并非先帝一意孤行，强行推动，而是已经到了非推动不可的地步！
甚至可以说：一场吴、楚为首的关东宗亲联合叛乱，已经到了再不爆发——再拖十几二十年爆发，长安朝堂就要处理不了的地步！
试想一下。
在太祖高皇帝分封刘濞为吴王时，刘濞的吴国，虽有三郡五十三城之地，但人口却只有不到十万户、至多不超过三十万人。
之后短短四十年，吴王刘濞开铜山，私铸钱，广庇天下亡命徒；
在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，哪怕是把吴地能战之男都押上了牌桌，却也凑出了足足三十万人的军队！
至于人口，早就从汉初，刘濞得封为吴王时的不足十万户、至多三十万，暴涨到了二十七万户，一百三十余万口！
更恐怖的是：这二十七万户、一百三十余万口人家，是不需要缴纳税赋的！
——刘濞全包了！
农税，口赋，甚至于每百亩地三石的刍、二石的藁，刘濞都自掏腰包补齐了！
就这个人口基数，战争动员能力，外加这份能直接全面免除税赋的财力！
真要让刘濞再苟二十年发育，那还了得？
事实上，在吴楚之乱爆发之前，吴国强大起来的异常速度，已经引起长安朝堂的注意力。
——和后世，吸走整个蜀地的天府之城一样，刘濞在位时期的吴国，同样在虹吸周边郡国的人口！
人人都想成为吴国子民，过上不弄缴纳税赋，甚至可以铸钱、煮盐得利的轻松生活。
所以，哪怕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，若是放任刘濞继续苟二十年发育，那别说吴楚七国——单就是一个吴国，都可能发育成长安朝堂中央不敢轻举妄动，至少不该逼反的强大实力。
到那时，再加上楚、赵，以及齐系、淮南系各路诸侯，那汉家就真的要变天了。
万幸！
万幸当年，吴王刘濞已经六十二岁；
万幸当年，已经六十二岁的刘濞，自认为时日无多，再不起事就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，为死去的王太子刘贤报仇。
如若不然——若刘濞也是第二个赵佗那样的老乌龟，那汉家的未来，还真就不好说了。
所以，刘荣一直都坚定的认为：先帝推动《削藩策》，推得好！
通过一手《削藩策》，来逼迫刘濞在‘捏着鼻子认输’和‘在没有太大把握的当时孤注一掷’——在这两个选择中强制选一个，是先帝无比明智的选择。
先帝也没办法了！
尤其是从事后，吴楚七国之乱的叛乱规模来看，叛乱爆发之前的汉家，已经到了那个份儿上了。
要么，通过政策手段，剔除宗亲诸侯的爪牙。
要么，逼反关东宗亲诸侯，然后刺刀见红，血腥镇压。
《削藩策》可谓是一举两得，直接把这两个选择，摆在了关东宗亲诸侯的面前。
至于实际——刘荣也曾稍稍迟疑过：当时，太宗皇帝刚驾崩不几年，先帝会不会太着急了些？
但从事后来看，当年的先帝，半点都算不上着急。
——火烧眉毛了！
——人家大后期英雄，越拖越对敌人有利，还不快刀斩乱麻？
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先帝当年推行《削藩策》，为汉家带来的国家利益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在越拖，越不利于长安朝堂中央的前提下，提前引爆那场几乎必然会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！
在剪出尾大不掉的宗亲诸侯之爪牙的同时，顺带着，把关东各家宗亲诸侯心中，那一缕因为太宗皇帝‘人在晋阳王宫坐，天子之位天上来’的不忿给打散。
至于对先帝自己，那更不用提。
吴王太子刘贤！
作为先帝人生中，诸多污点当中最显眼的一个，吴王太子刘贤之死，无疑是先帝最刺人的一块心病。
若是没有吴楚七国之乱，先帝在位时期的政治威望，甚至于身后哀荣，都可能因为‘逼死吴太子刘贤’这个污点，而受到不容磨灭的影响。
远的不说——就说和先帝同朝共事的百官公卿们！
谁不怕啊？！
一言不合就是抡起棋盘，把自家堂弟开瓢，还把人弄死了！
就这么个喜怒无常，输个棋就能杀亲戚的狠人，谁敢跟这么个人共事？
就算勉强共事，谁又敢提反对意见，谁又敢‘忠言直谏’？
而这一切，在《削藩策》引发吴楚七国之乱，且判断得以平定之后，就都不是问题了。
在那之前，先帝在天下人，尤其是满朝公卿眼中，是一个喜怒无常，一言不合就要抡棋盘杀亲戚的疯子！
但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，先帝就有能为自己辩解的说辞了。
——朕早就看那吴太子刘贤，脑后生反骨，不似人臣，早晚叛逆！
——你看看你看看！
——他爹刘濞不就反了？！
——有其父必有其子！！
——若吴太子刘贤活着，必然是第二个刘濞！！！
——至少也是刘濞反叛过程中的左膀右臂！！！
这个说法，虽然有些本末倒置、因果导致之嫌，但终归只是‘嫌’，也就是嫌疑、可能性。
总好过在那之前，先帝洗都没法洗的‘残害宗亲’，而且还是那么暴力的手段、那么莫名其妙的原因残害宗亲。
再者说，当年吴楚七国之乱，参与叛乱的齐国，以及‘准叛乱’‘叛乱未遂’的齐系、淮南系各国当中，以‘上阵父子兵’的模式参加叛乱者，也不再少数。
这些王叛，太子从之的案例，也同样能为先帝提供鲜活的案例和佐证。
所以说，《削藩策》虽对国家稳定不利，但能同时为国家和先帝带来利益，故而能得到先帝的认同。
也就是说，在先帝老爷子眼中，某件事能不能做、该不该避免，就看是否损害以下这三条。
第一条：国家稳定。
第二条：国家利益。
第三条：先帝的个人利益。
其中，第一条为首要因素，二、三条为并列次要因素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刘荣和先帝老爷子相处，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。
因为在这些方面，刘荣和先帝老爷子的利益一致，目标一致。
父子都需要宗庙、社稷稳定，也都会自发的维护汉家的国家利益。
至于先帝的个人利益——先帝会自己争取，刘荣也会为了讨好先帝，而为先帝争取。
这就使得当时，刘荣与先帝坦诚相待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——因为在先帝眼里，刘荣就没有坏心思！
做事情是为了宗庙、社稷，以及皇帝老爹；
甚至就连做太子，也是为了宗庙、社稷的安稳。
但到了窦老太后这里，情况就不同了。
如果说，先帝老爷子的立场，是国家稳定为先，国家利益、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其次；
刘荣的立场，是国家稳定、国家利益并列为先，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其次；
那么，窦老太后的立场则是：国家稳定，与太宗皇帝遗德为先。
自己的个人利益，以及窦氏一族的利益其次。
国家利益则排在最后……